徐祥民：《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之国家所有制说》，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4期。
[25]参见周道鸾，见前注[17]。从体系解释的角度出发，上述规定，应当与最高法院只能就法院在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的限制相互呼应。
如此看来，最高法院对司法解释的效力如何的看法，至少不是那么有底气。如果上述推论成立，就可以有如下结论：司法解释只能够针对具体的法律条文进行解释。比如，尹艳丹的考察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及其他部委联合发布的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性文件，包括解释、规定、批复、决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性文件、与审判工作密切相关的司法文件和最高人民法院各庭室就审判工作所作的答复、复函等共4800余件。即使是最高法院对法律进行解释，同样不能不遵守法律解释规则。根据《立法法》第45条、第46条以及第104条第1款，最高法院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法律议案或者法律解释要求，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其立法权或者法律解释权。
其次，将司法解释与行政法规视为处于同一效力位阶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并不必然构成对行政立法权的僭越。由此可见，根据第32条、第33条，司法解释不能同法律规定相抵触。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那么，我国政党的这四类行为是否应该由政党法治理呢？国内学界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对此表示反对。《德国基本法》第 21 条要求各政党的内部秩序必须符合民主准则。这就需要正确划定二者各自的辖区，使政党法到岗到位。选举求选人的选区党员大会指此种会议召集之际有权选举联邦议员的本党党员所举行的会议。
而且，即使宪法对政党不吝笔墨，它也不能对政党从主体到行为全面作出规定，只有政党基本法堪此重任。〔39〕这套注册步骤的客观效应无异于敦促政党履行提名功能。
（二）我国政党及其行为的分类 在宪法学上，我国大陆政党分类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不存在普通政党，各个政党相互形成两种关系：领导党——合作党，执政党——参政党。〔38〕但应该看到，《宪法》只说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而人民与国家在宪法和宪法学上既有统一面又有差异，同时党对国家的领导权在领导党制度中异常重要。又如，《法国宪法》第 4 条要求法律保障各政党表达各自意见的权利和平等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权利，第 51-1 条进而将这一原则引入代议机关，要求议决规则承认党团，承认反对党党团的权利。《德国联邦选举法》用两套程序规范澄清之。
该决定提出：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核心，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鞭策政党作为正是程序规范的使命。〔34〕苏共作为领导党，其服务于人民权力的方式是对社会和国家进行领导。〔38〕参见秦前红、苏绍龙：《中国政党法治的逻辑建构和现实困境》，《人民论坛》 2015 年 20 期。
〔 2 〕[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107 页。反对规范则确认了反对权的强制性。
所以，政党行为的分类表明政党法应以选举场域和代议场域为规范重点。确定政党功能是政党法解决政党权利如何服务于人民权力的方法之一。
〔20〕何谓民主原则？按照《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2款的解释，民主原则指直接制民主和代议制民主的结合。）但是，实务界和学界已经确定了党的领导行为的一些基本内容。即使在政党法的基本架构下，政党权利和义务也由选举法和议决规则分列条目。关于政党内部秩序，《德国基本法》第 21 条第 1 款提出一个根本要求：它们的内部秩序必须合乎民主原则。（3）在各种程序中，提名程序 为发达，其中，党内提名程序、竞选程序的层次之多、名目之众大大超过执政程序与反对程序。政党行为的不同，反映出政党在国家民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包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这就需要制定治党所依的健全法律，否则无以达致总目标。为实施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国家法律应有意识地将选举和代议作为治理政党的两个重点场域，建构具有发达架构的政党法，采用实体与程序并举的方法，治理政党的领导行为、合作行为、执政行为和参政行为。
〔26〕宪法不但要确认党的领导地位，还要明确党的领导权的性质，规范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程序，借以改进党的领导方式。所以，总体上我国的法律在治理政党方面还处于不作为阶段。
解决这些问题之后，选举法和议决规则就有必要而充分的基础规范依据，将宪法、政党基本法的规范之手插进政党的组织建设、提名、执政和反对四种活动，进而细化为对政党这四大行为的专门规范。（五）我国政党法律应明确政党权利范围 我国现有涉及国家民主的政党法律，只有狭义选举法规定了政党的权利（提名权和推荐权）、义务（向选民或人大代表介绍其候选人）。
政党法表达此意的方法有两种。合作党为合作行为，其行为包括：治党，接受领导，实施民主监督，接受监督。〔11〕 就参与建构人民的政治意志而言，在代议机关活动的党团的任务是将获得选民同意的政纲转化为政府执政的全套法律（包括预算），或对其进行职业的反对或批评。需由政党法对党内的政府正职领导人的提名程序提出以下基本要求（：1）党内法规应以专门章节规定政府正职领导人的提名程序。
五、结语 欲实施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首先要确定党内法规与政党法应当在哪些场域衔接和协调，并理清在这些场域中两种规范各自的治理任务。欧洲议会制专家将由议决规则规范的党团行为归纳为三方面：（1）组建党团所需的 低人数。
〔7〕实施民主监督中涉及领导党的有：对领导党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情况，领导党党委依法领导，以及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为政清廉等方面的情况实施监督。〔18〕同前注〔16〕， STERN 书 , 第 1023～1024 页。
例如，政党法对执政党着重治理其执政行为，对反对党治理其反对行为，对参政党则治理其参政行为。7）领导党对合作党行使领导权的主体，其领导应遵循的程序原则。
例如，《南非宪法》第 57 条要求国民议院的规则和制度必须规定各少数党以一种合乎民主的方式参加国民议院的院会和委员会的议决，〔13〕国民议院议决规则以第 60、105、110、125、131、163、166、169、 188 和 218 条执行该立法命令，规定总统、领衔反对党领袖、其他议员在全院大会辩论中的发言时间等事项。领导党的基本权利为领导权，其下分为对社会的领导权和对国家的领导权。我国宪法不够健全和缺乏权威是客观现象，而翟、强二人对宪法文本的态度和宪法文本研究的指责疑似对宪法再踏上一只脚。如果试图用《宪法》中的政党宣告治理政党，需要有超强的宪法解释制度。
法律对不同主体的特有行为应予以专门规制，此常理可谓之行为——法律的对应性。（2）既为政党行使权利或履行义务的行为规定方法和步骤，更提示政党法所主张的价值取向，使相关主体找准行为方向。
投票反对政府的法案、修正案、信任案。按照党内文件，这两项都包含民主党派的参政权，但这只是领导党内部规定。
例如，《西班牙宪法》第 99 条。功能显然不等于权利，但域外政党法的思路似乎是，法律之所以赋予政党权利，是因为要求其履行一定的功能。